缺医少护

5月18-20日,清华大学举办“第三届中日养老健康产业与政策研讨会”,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养结合养老产业研究中心承办其中的“医养结合”专题分论坛。北大医学部副主任王维民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教授作了“长期照护险的相关政策分析研究”主旨演讲。

寻路医养结合

图片 1

中共十九大为中国勾勒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蓝图。然而,一系列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既需要当代人的努力奋斗,又需要着力弥补历史欠账——老龄化社会及养老问题就是历史留给当今和未来中国的严峻挑战。

 

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成就了中国奇迹。在奇迹背后,快速城镇化、大规模人口流动、人均预期寿命延长、计划生育政策、市场化的医疗改革等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及其产生的效应,给中国的人口结构留下了“未富先老”的巨大风险,并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养老模式。

会议现场

图片 2北京市朝阳区恭和苑,一名老人正在读书。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王维民表示,老龄化已经不再是陌生的话题,面对当今中国已有超过2.4亿60岁以上人口的严峻形势,个人、家庭、社会都需要尽快适应并作出相应调整。此外,随着全球范围内文化经济的发展、医疗水平的进步以及人口的跨地区流动,为老年人提供更美好的养老环境也成为世界各国需要相互借鉴和通力合作的共同的事业。已有106年历史的北大医学以国家和人民的需求为己任,脚踏实地、不断创新,着眼医、教、研领域的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在破解养老困局的过程中,医养结合成为国家着力推进的养老政策。这一“有病治病、无病养老”的新型养老模式既需要政策指导,又需要系统、细致的资源配置手段。近几年来,各地区及各类机构对医养结合模式所做的种种探索,既凸显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意义,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在快速老龄化过程中,要想实现老有所“医”、老有所养,还需要全社会付出巨大的努力。

按照专家预测,203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30%,他们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必然多种多样。北大医学部医养结合养老产业研究中心的团队在最近几年,尝试整合基础与临床医学、护理、人文、法律等多个学科,提出“有所养、老有所医”的医养结合理念,旨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中日两国的文化源渊流长,日本社会老龄化发展的经验以及日本政府制定的养老政策体系,对我国学者和政府有很大的启发。借助中日养老健康产业研讨会平台,双方进行充分的交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为老龄化社会的应对提供更多的参考。

“缺医少护”的中国式养老

吴明在演讲中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并以青岛地区的实践效果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中国,与老年医护需求日益增长相对应的,是传统家庭照料功能的大幅减弱。发展医养结合,一方面可以优化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支持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等措施,提高养老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能力

研讨会共分三个专题论坛:医养结合、科技与智慧养老、大健康与养老产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符遥

医养结合养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李鹰研究员主持医养结合专题论坛。

今年83岁的老人程玉琴患有弥漫性脑血栓多年,常年靠吃药控制,状态一直不错。可这几年,女儿徐鸿渐渐发现,虽然母亲的言语、行动都还如常,却变得越来越健忘:比如做完饭总是忘记关煤气,哪怕她再三叮嘱母亲不要自己做饭,哪怕她在煤气灶上贴上提示的小纸条,母亲还是转个身的工夫就又忘了。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养结合养老产业研究团队的成员分别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多方位地围绕着老龄社会中的医和养面临的问题,阐述各自的观点,既有对政策的分析研究以及科学的调研,又有实践的案例。

无数次类似的事情发生后,徐鸿从医生那里领回了“以后别离开人了,怕出危险”的指示,连忙请来保姆全天照护,可没过几个月就发现行不通:保姆除了能为母亲做做家务,平时根本“看不住她”。再加上两人的脾气合不来,母亲常常为些琐事置气,情绪一不好,身体也开始出问题。

李鹰近期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刚进入60岁的群体对医养结合养老的政策理解有不同的差异,其中大多数还是选择居家为主的养老方式。全国残联副主席、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以“中国55岁以上人群精神卫生状况调研”报告入手,详细介绍目前中国55岁以上人口中患有不同程度精神卫生的问题。北京大学医学部医院院长孙凌波结合国家推行的居家为主的养老政策,介绍了在北医家属区设立“家庭护理病床”的实践情况。北京大学护理学院谢红副教授从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标准制定、运营管理、老年人能力评估以及养老从业人员能力提升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院长助理王岳副教授提出未来老龄化社会多维度关注照护中的法律问题。

自2005年父亲去世后,徐鸿的母亲一直独居。唯一的哥哥常年在国外,照顾母亲的重任就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作为一名影视服装设计师,她时常需要跟着各种剧组辗转四处拍戏,一走就是几个月。这些年为了照顾母亲,她推掉了不少工作。可如今,眼看着母亲的年纪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离不开人照护,她终于不得不承认:“我不行了,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同场演讲者中还有来自日本的专家。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川渊教授介绍了日本介护保险和地区医疗照护体系,也对比了中日两国的不同。五十岚步女士以东京大学附近的社区便利店的分布和设置,详细介绍便利店购物对高龄老人能力锻炼的效果。日本亚特力集团董事长来栖宏二先生亚特力集团开办的养老机构实际案例,介绍了高龄者的自立支援护理和社会参与的实践是老龄社会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

徐鸿的困境正是当前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正在或即将面临的困境。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早已进入老龄社会。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已超过2.3亿,占总人口的16.7%。而据联合国测算,到本世纪中期,中国超过60岁的老人将有近5亿人,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的总数。

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于明副教授、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郑美红副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关于养老的系统性分析”和“从认知老化的基础研究到应用的思考”的报告。

2015年6月,国家卫计委发布《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调查显示,当前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和自己,超过1/4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没有得到相应的照料。身体病痛多、生活难自理、生病时无人照顾,是老年人面对的最大的三个困难,而医疗则是老年人养老最强烈的需求。

中日养老健康产业与政策论坛至今举办了三届,首届于2015年5月在北京由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和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联合主办;2016年11月第二届在东京举行。第三届由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清华健康科学基金、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养结合养老产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联合协办。

今天的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跑向一个愈发老龄的社会,然而面对庞大的老年人口和他们急迫的医疗、护理需求,整个社会都像徐鸿一样,还没有做好准备。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老年医养结合产业分会副会长魏松董事长、张福伟董事长参加了论坛。中日双方参会人员近150人。

老有所“医”之困

图片 3

若是放在几年前,徐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要给母亲找养老院。如果说日常照护还可以找保姆来做的话,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的,是两次带母亲看病的经历。

 

程玉琴年轻时是舞蹈演员,落下了腰腿的老伤。有一次,她的腰伤突然发作,动弹不得。徐鸿找到社区医院,可大夫们一听病人的年龄,纷纷表示“不敢接”,让她直接往大医院送。这让她犯了难:母亲的症状够不上急救车出诊的程度,但因为无法坐立,也不能打车,该怎么去呢?

合影

无奈之下,徐鸿背着母亲一步步挪上了公交车,前往离家最近的三甲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公交司机看母女俩实在狼狈,破例在没到站时就给她们停在了医院门口。可好不容易挪到了急诊,因为没有住院床位,徐鸿只得又一步步背着母亲搭公交车回了家。第二天,她几经周折才在家附近找到了一家有床位的中医医院,母亲入院卧床两周后,恢复了健康。

 

还有一次,程玉琴突然胃痛,呕吐不止。急诊医生进行了止痛、止吐的处理后,建议徐鸿带母亲到门诊进一步检查。徐鸿通过114预约到的号已经是一两周之后,等到去检查时,母亲已经没有任何症状了。

编辑:白杨

后来,经过一系列检查,程玉琴被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这是老年人中的常见病。这样的结果让徐鸿大舒一口气,但也连连后怕:“幸亏是没什么大事,不然要等这么久可怎么办?”

在医疗资源紧缺的中国,“看病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于本已体弱多病、折腾不起的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体会显然会更深刻。按照我国“9073”的养老格局——即约有90%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7%的老人在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养老——像程玉琴这样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占绝大多数,但事实上,无论选择怎样的形式,基本医疗、照护服务的不足,是他们共同的困境。

2016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到了76.5岁。人均寿命的延长,也让老年人的医护需求迅速上升。2016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公布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显示,中国老年人口低龄老龄化特征逐渐显现,超过75%的老年人自报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10.54%的老年人为轻度和中度失能;23.8%的老年人存在明显认知衰退的问题。

图片 411月4日,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一名老人正在恭和苑内接受康复疗养。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有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疾病负担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2.1%增至2013年的3.4%,卫生总费用占比近50%。而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30年,人口老龄化将使中国的慢病负担增长40%。

与老年医护需求日益增长相对应的,是传统家庭照料功能的大幅减弱。实施了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如今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呈现出倒金字塔形。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起,中国平均家庭人口规模不断下降:自1982年每户家庭人数4.41人减少至2012年的3.02人。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
*
Website